一
２０００年，《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一书在国内出版，作者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ｉ
Ｌéｖｙ的名字亦因之进入我的视野，该书译者将其译为“贝尔纳・亨
这样一本书当然无法不提及萨特，书中对萨特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ＢＨＬ揭发萨特晚年领导的几份报纸创造了法国报业史上的野蛮记录：“老板该给关起来……议员该私刑处死……人民战争万岁……永远消除资产者……”；而在１９７２年，巴解组织成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向以色列运动员发动恐怖袭击时，萨特本人曾经撰文支持：“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贫穷的被压迫者没有别的武器。”身为犹太人的ＢＨＬ愤怒地评论说，这是在不折不扣地支持“大屠杀”的原则本身。他对萨特的态度毋宁说是拒绝宽恕：“不管对这个人怎样同情，不管对他的作品怎样欣赏……必须看到……他把思想家们仇恨思想的奇怪爱好推向了极致。”
《自由的冒险历程》写于１９９１年，一个对欧洲、对世界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年份，左派的思想传统先是经历了巨大的崩溃，而后又遭到严厉的清算。萨特生前曾是左派荣耀的化身，此时无可避免地扮演了箭垛的角色。当时有谁能想到，就是这个ＢＨＬ，竟会在九年后推出一本洋洋洒洒、中译本厚达八百余页的书，重新肯定萨特的伟大？并且，正如书名显示的那样，把二十世纪命名为“萨特的世纪”？
二
雷蒙・阿隆早在１９７０年便评论说，有一条分界线把萨特分在了两边，一边是早期的“没有上帝”的“孤独的人”，另一边是后期在《辩证理性批判》里重新找到的“我们”。阿隆说，后一个萨特是“西方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欣赏革命群众的哲学家”，把集团融合看成是个人获得真正人性的途径，采取的却是粗暴的立场，选择的却是让人感到恐怖的兄弟情谊。阿隆的诊断是精辟的。后一个萨特抨击“无记名投票”，理由是无记名投票“使群众再一次陷入了原始的四分五裂中。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个人，所表达的只是他单独一个人时所想到的，因为他不知道在群体里他会怎么想；比如刚才，在大会上或者在车间里……”这段话想必连“文革”中的极左派也自叹弗如。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发表的秘密报告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思斯大林主义的导火索，萨特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说，自己从“内心深处”觉得发表这个报告是苏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说斯大林“在很长时间里代表了苏联，是个神圣的人物。把他的罪行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众，简直是发疯”，而且这一事件产生的惟一的、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把真实情况披露给并不适合接受这些情况的群众”。他对于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流亡西方的索尔仁尼琴一向表现得非常残忍，说后者“代表的是十九世纪的观念，他的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不适应。因此对于发展来说，他是一个有害分子……”甚至极其冷血地说：“他在集中营里待过，因此算是彻底地忍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言外之意是索尔仁尼琴并无资格对苏联说三道四。
看了上面的花絮，你还能不能相信，萨特年轻时曾经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对群体性，主张“为了自由的自由”胜过一切？
三
萨特在二战前曾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至今依然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厌恶》。小说里有一个角色“自学成才者”对主人公罗康坦讲述１９１７年在德国战俘营里的情景――木板棚子，两百名囚犯互相挤在一起，难闻的气味，呼吸声，肉体的混杂，黑暗，令人窒息的感觉，天在下雨。尽管如此（抑或正由于如此？），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欢欣”从心中升起，舒服地连身子都要瘫软了，“我喜欢那些人，像我的兄弟一样……真想拥抱所有的人。”这种湿乎乎、甜腻腻的人生观令信奉尼采的个人主义者罗康坦――也是早期的萨特――厌恶之极。然而，萨特在１９４０年成了战俘，进了斯塔拉格的战俘营，在那里经历了深刻的思想转变。波伏娃敏感地注意到，萨特“走的时候是罗康坦”，回来却成了“自学成才者”。多年以后，在自传作品《文字》（一译《词语》）的结尾，萨特表达了与“自学成才”者相同的信念：“任何一个人都是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和他一样。”
ＢＨＬ细致地分析了萨特在斯塔拉格撰写的剧本《巴利奥纳》，这部戏剧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罗马人占领下的犹太地区的故事，号召对占领军进行英雄主义的抵抗，１９４０年圣诞节前后在肮脏、寒冷的战俘营里上演时曾经轰动一时。一位见证者说：“《巴利奥纳》演出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像萨特引进了‘某种病毒’一样。多亏了他，使人无法反抗的漫长的酝酿时期结束了。”然而这部戏剧还有更微妙的哲学意蕴，标志着两个萨特的分水岭。主人公巴利奥纳原先是一位悲观的反抗者，不相信救世主的神话，但萨特或许是为了安慰观众，同时也安慰自己，给剧本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在这个尾巴里，巴利奥纳是为了救世主而死，因为他的献身，襁褓中的救世主活了下来，并且将为世界带来福音。萨特正是从此变成了一个救世学说的支持者，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进步主义者。
四
乐观与悲观。这其实也是萨特――加缪之争的核心。加缪说：“萨特怀念的是普天之下共唱一首田园牧歌的情景。”而加缪却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断言：“活着就忍耐，死了绝不妥协，怀有欲望的精神和让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离异是永恒的。”即使人真能打破社会的束缚，那也还有另一种束缚是人摆脱不了的――“人对人的诅咒”。
所有专制主义其实都源自一个隐秘的梦想：“普天之下共唱一首田园牧歌。”目标是美好的，手段呢？啊，为了美好的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里隐含的逻辑显然是荒唐的、危险的，可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后一个萨特）会一头扎进去呢？是因为一个陷阱，一个恰恰是越聪明、越博学就越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历史主义”。
前一个萨特是历史主义坚定的批判者。
他在《什么是法奸？》一文中说，有一种“被误解的黑格尔哲学”让人们以为，“最后的历史事件是最好的事件，只是因为它是最后的”，如果这事件导致不正义的行为、酷刑、暴力，那也活该，因为“所有的伟大变化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追随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法奸。“法奸患了知识分子的病，我们可以把这种病称之为历史主义”；法奸在“评判自己的行为时，站在尽可能遥远的未来的立场上”；这种“先跳过几个世纪，然后再回到现实中来”，“从远处观照事件，再把事件重置于历史之中”的方式，是典型的法奸的思想方法――“你们站在历史的观点上，也就是说，把现在当成过去，你们会看到耻辱、失败、死亡的集中营、被酷刑折磨的抵抗战士、巴黎街头的德国士兵、在维希电台讲话的法西斯老头子元帅，所有这些屈辱的、可恨的现实，突然之间都变得符合秩序了，因此你们也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但是，奇怪的是，后一个萨特却向历史主义投降了，想想他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对于发展来说，他是一个有害分子……”不过，这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矛盾：萨特对悲观的、逆来顺受的历史主义有免疫力，但他无法抵御一种许诺要完善人之本质的、乐观的历史主义的诱惑――这显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因为前一个萨特，“没有上帝”的“孤独”的萨特曾经否认人有任何本质。
五
正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声冷笑：“萨特并没有放弃‘本质’，他只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他无法摆脱‘本质’，因为他依然相信‘主体’。”
上面这声冷笑几乎是六十年代以后欧陆后现代思想界的共识，伏笔其实早就埋下了。１９４６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著名演讲，德勒兹，未来的思想家，此前是萨特的狂热崇拜者，现在却感到极其失望。
德勒兹为何失望？“人道主义”在汉语语境里是一个好听的词汇，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但在二十世纪的哲学语境里却意味着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这种学说有一个隐含的意图，就是要创造条件，把人塑造成“按其本质理应如此”的人，塑造成“新人”；当然还包括清除“人渣”――“人渣”不除，何来“新人”？
这是否就是萨特在给法农的《人间受难者》作序时发出如下血腥呼吁的理由？――“打死一个欧洲人，等于一石两鸟，等于同时消灭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则是死人和自由人。”当然，萨特这样说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反对欧洲帝国的殖民主义，但怎能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还有，“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我决不放弃这一立场，我永远不放弃。”ＢＨＬ提醒我们，１９７８年，某个法国原犹太事务专员说：“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里的，只有虱子”――这两句话何其相似！
在德勒兹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想要弃绝这种以清除“人渣”为己任的“人道主义”，就必须清算“主体”，因为“主体”本身就预设了“本质”。
以萨特的哲学为例，主体是“自为”的，客体是“自在”的，“自为”拥有对“自在”的一切权力。诚然，萨特所说的“自在”，本意是指物质性的存在，但是谁能保证有一天主体不会把其他的“自为”当成“自在”，当成“狗”或“虱子”？
六
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清算“主体”的大思想家海德格尔却与纳粹有着极不光彩的纠葛，而且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误入歧途”。他之所以投向纳粹的意识形态，正是为了给告别“主体”之后的哲学找一条出路。他找到的出路是拥抱“民族”和“历史”――德国人民是“杰出的形而上学的人民”；德国人的语言是与被遗忘的希腊语言保持联系的唯一语言，必须通过“德意志祖国”回归“希腊城邦”；“存在的末世论”不仅会使德国，而且会使整个日尔曼民族不可避免地取得最终的胜利……
德勒兹在清算“主体”的时候，当然会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海德格尔的覆辙，但他提供的图景并不美妙，用ＢＨＬ的话说只不过是陈旧的自然论和活力论的新形式。ＢＨＬ质疑说：“如果哲学说，一只准备咬人的虱子所遇到的灾难比科索沃人或车臣人的痛苦还有意义，显得还重要，那么这样的哲学还会让人喜欢吗？”
１９９２年，ＢＨＬ那本《自由的冒险历程》成书的第二年，也是波黑战争的第一年，一些选择了留在被围困的首都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的大学教师们，每到星期三晚上，都会冒着被塞族狙击手打死的危险，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离战线不远处的一个地窖里，在十分虔敬的气氛中一页一页地阅读和讨论萨特的作品，从中汲取思想的力量，生存和抵抗的力量。
那样的环境里显然并不适合读海德格尔和德勒兹，或是其他任何一位清算“主体”的思想家：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
七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传统哲学的“主体”，即使不是来自“我思”，至少也要在“思”和“在”之间维系某种同一性。萨特的“主体”却没有这样的同一性，而是注定身陷“自欺”的迷局。从《厌恶》到《存在与虚无》，再从《文字》到《家庭白痴》，即使在他对“集团融合”最为痴迷的阶段，他对“自欺”的关注依然不绝如缕。毋宁说，这是“前一个萨特”躲藏在灵魂的某个角落，悄悄地研磨针对“后一个萨特”的解毒剂――这一解毒剂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奇迹般地奏效……
萨特的“主体”之所以是“自欺”的“主体”，因为它诞生于“目光”。
最深奥的思想也有其隐秘的肉身性的起源。萨特是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付出过巨大的努力，设计五花八门的计谋，试图不让别人把注意力停留在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公正的丑模样上。他从中得到的形而上的教训就是：“主体”是在他人的“目光”下形成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人并非生来就是犹太人，而是变成犹太人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对这种“目光”造就“主体”的思想赞不绝口，并承认自己的镜像理论从中受益匪浅。
但萨特对“目光”的强烈信任却是极其传统的，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传统哲学家。他像柏拉图一样说，看和想是同一回事；和黑格尔一样说，思想中最好的东西“集中在眼睛里”。由此引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对“透明”的信念――如果不是因为崇尚“透明”，追求“透明”，他又怎会在《文字》的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人都是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也都和他一样。”
八
萨特瞎了。
ＢＨＬ说：“他是最后一个确认目光具有柏拉图的优势的西方哲学家”，可是他瞎了。
瞎了，不能看，不能读，不能写。这个毕生崇尚“透明”、追求“透明”的人如今滞留在黑暗中，一直延续了五年，直到生命结束。
“目光”消失了，“主体”沉入了黑暗，但思想并未终结，而是在悄悄酝酿新的转机。《萨特的世纪》的惊人之笔，就在于告诉世人：正如从对他人“目光”的敏感中诞生了“第一个萨特”，从斯特拉格战俘营的“透明”中诞生了“第二个萨特”，从双目失明的黑暗中也诞生了“第三个萨特”――而且是真正伟大的萨特，永恒的萨特。
ＢＨＬ的依据是萨特在生命尽头发表的与秘书贝尼・列维的对话录：《现在的希望》。许多来自不同阵营的权威人士，包括波伏娃和阿隆，都曾对这篇对话录表示质疑和遗憾，认为萨特被他的对话者、一个工于心计的前毛派分子可耻地利用了，说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完全背离了他过去的思想；但也有不少有力的证据表明，萨特在对话时相当清醒、睿智，他坚持发表这篇对话录，就是要留下最后的证言，所谓“背离”其实是像凤凰涅?一样开始了新的思想生命。
萨特和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家打过交道，但犹太哲学家勒维纳斯却是一个例外。萨特早年曾经通过勒维纳斯的论文窥到胡塞尔现象学的门径，此后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然而，在他双目失明的那些日子里，贝尼・列维扮演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他出入于勒维纳斯和萨特之间，跟勒维纳斯谈萨特，给萨特读勒维纳斯，这样他就（也许是无心地）促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相遇之一――萨特与勒维纳斯的相遇。
萨特的哲学有死穴，有软肋，诸如“主体”和“本质”，“透明”和“集团融合”，“历史主义”和“救世学说”……这些其实是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的沉疴，而勒维纳斯正是在以《塔木德》为代表的古典犹太思想中找到了治疗哲学痼疾的良方。“第三个萨特”是勒维纳斯的信徒，他在最后的对话录中借用了后者的四个概念，仿佛是要用来承载新的思想建筑的四块基石：“他人的超验性”（针对主体）、“普遍历史之外的东西”（针对历史主义）、“群体的矛盾”（针对集团融合）、“没有救世主本人的救世主降临说”（针对救世学说、乐观主义、进步主义）。
基石刚刚布好，还没来得及建筑，萨特死了。
ＢＨＬ说：“通常人死了，人们因他而产生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人们的感情就会变得稳定……对萨特，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他死后尸骨未寒，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
好在还有一个黑暗中的萨特，虽然在思想史上只留下了一缕文字的蛛丝。他终于没能成为“透明”的存在，而是保留了自己的黑暗――这黑暗却远比透明美好。
（《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著，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２月版，４１．００元）
